回顾科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人们会由衷地赞美科学所体现的理性力量，陶醉在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中，无意中却把科学当成了远离失败的伟大历程。在一定意义上，《真实地带——十大科学争论》一书正是希望纠正人们对科学的这种误解。下文选自该书，有删节。
美国《商业周刊》在介绍社会活动家谢里·特克尔时，称她为“网络空间的玛格丽特·米德”。米德是一位闻名世界的科学家，有着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曾实地考察过南部海域七种不同的文化，并撰写了相应的研究专著，还出任过政府社会政策方面的顾问。《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正是她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把社会人类学带入了光辉的科学时代。”1978年，吉米·卡特总统对她的逝世深表哀悼时说，“她已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教给了成千上万的公众。”
米德喜欢用公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写作，她一生共发表论文1000多篇，出版著作12本。虽然她的作品因简明易读而受到公众欢迎，但她的风格与行为也引起了一些同行的非议和嫉妒，争论最多的是她于1928年出版的成名之作《萨摩亚人的成年》。
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出版时，学术界对人类行为的成因充满着疑问和争论，众说纷纭：形成了人类行为完全由基因决定的错误印象，也为种族主义者和优生论者提供了借口，他们企图通过所谓“选择培育”的方式，达到改良人种的目的。
与“基因决定论”相对立的是“后天决定论”，或者说是“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人类行为完全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和环境的产物，选择培育虽然可以产生出良种动物，但将此做法推广到人类是没有根据的和危险的。”显然，“基因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当时，米德几乎是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用她极为特别的武器：以新奇动人的故事和浪漫华丽的文字组成的一部作品——《萨摩亚人的成年》杀入了优生论者的腹地。
米德之所以能做出成绩并获得胜利，应归功于她对生活敏锐的感受能力，归功于她对自己在哥伦比亚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博厄斯思想的深刻领会，以及她广泛的学术兴趣和23岁的芳龄。事实上，米德对从心理学研究人类文化情有独钟，在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之前，她的硕士论文就是讨论心理学问题的。而《萨摩亚人的成年》的副标题便是“为理解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当年轻的米德与萨摩亚青年交往后逐渐认识到：青春期经历应随生活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米德后来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并使当时颇为流行的基因决定论遭遇到这一有力的“证伪实验”。
米德的著作不仅赢得了广泛的公众声望，而且学术界始终对她的观点赞扬有加，几乎没有任何人公开提出过质疑。1972年，德高望重的人类学家E·亚当森·霍贝尔称：《萨摩亚人的成年》是堪与自然科学实验研究相媲美的“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的经典之作”，是推翻基因决定论的最具威力的“证伪实验”。
直到1978年米德去世时，她的声望一直如日中天，稳如磐石。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被译成了16种语言，发行量达数百万册，是很多大学生学习人类学的必读课本。
1983年元月31日清晨，《纽约时报》头版刊载了一则低调消息，新闻标题为“萨摩亚研究新作挑战玛格丽特·米德的结论”。消息一开始就写道：“一本批评玛格丽特·米德严重歪曲萨摩亚文化特征的书，最近在行为科学领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这本名为《玛格丽特·米德和萨摩亚：杜撰的人类学神话》一书，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教授德里克·弗里曼所作。他在书中坚持认为：米德关于萨摩亚的许多断言“是完全错误的，其中一些简直是荒谬透顶”。并指出，萨摩亚人不但不会随便做爱，而且“其处女崇拜比迄今人类学调查所知的任何文化都更虔诚”。
弗里曼对米德的批评之一，是他认为米德更关心意识形态（指为了宣扬人类行为的后天决定论）的成功而忽略踏实的研究，这使她对不利于后天决定论的证据视而不见。
米德的捍卫者则指责弗里曼因信奉先天决定论而拒不接受米德所揭示的事实。一位在西北大学讲授人类学与妇女问题的教授米卡拉·狄·列奥纳多曾以一篇题为“论弗里曼先生1983年对玛格丽特·米德关于萨摩亚研究的右派式的疯狂攻击”的文章中，对弗里曼大加挞伐。
论战双方各执己见的不妥协态度使争论的焦点有所改变。弗里曼以他多年的研究为基础，坚决主张——萨摩亚人在许多方面都与米德描述的截然不同——他们早已转变成了萨摩亚美国人。而米德的支持者则声称，如今西萨摩亚的社会文化状况确与当年相去甚远（范围更大，人口更多，更发达等等）——或者说，弗里曼研究的萨摩亚与米德当时考察的萨摩亚是极不相同的。
弗里曼还宣称，他已经“科学地”驳倒了米德的“成年理论”。他这种颇为自得的说法，立刻又引发了另一个敏感话题，即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些“软科学”，真的能被划归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吗？这一问题很快就成了各专业领域争论的焦点问题。
詹姆斯·E·科特作为一位对青春期具有浓厚兴趣的研究者，从社会学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为了找到反对米德的不可拒斥的证据，弗里曼不得不担当其寻找科学研究中‘标准证据’的重任。然而，倘若从弗里曼提供的证据还可得出其他合理解释的话，那么弗里曼原来由这些证据得出的结论，并不见得比米德的结论可靠多少。如此一来，这场争论就简单地变成了有关同一事实的一种解释反对另一种解释的闹剧……因而，影射、传闻、个人谈话记录、背景材料的引用或综合构成的‘人为的大杂烩’（都是指责弗里曼的词语）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饱受众人批判之苦且写了大量反驳文章的弗里曼，于1991年再次撰文指出，他于1983年出版的那本反米德的书是有事实根据的。争论就这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地进行着。1997年，80高龄的弗里曼表示，他已不再过问论战之事了。然而，来自各方面的文章、著作仍在为这场争论推波助澜。
（《真实地带——十大科学争论》View·新视角TM书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32开平装17．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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